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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手

  藝術家兼藝評家林惺嶽(1939-)於過往1960年代開始提起評論的筆,字裡行間穿鑿著臺灣近代藝術的發展進程,其中不難發現林惺嶽的諸多發表文章,大多係針對臺灣美術主體與其主體性為核心,且較為特別的是,林惺嶽透過臺灣美術史的爬梳過程中,是認為臺灣美術史的書寫應當從所謂「原民文化」開始探究,直指臺灣主體的意識溯源,林惺嶽的文化主體論點是有別於戰後初期以中原文化,或者日治時期為前驅的文化中心論。

此外,林惺嶽也積極地將臺灣美術史的論述維度,自臺灣戰後初期橫跨到1970年代後的總體現象觀察:

光復後來臺對文化藝術的再興具有熱忱的大陸同胞,其抱負與眼界,比所在地同胞更大更有進取性,這就是為什麼50與60年代臺灣美術革新運動的前鋒角色,幾乎都是大外省同胞的原因。但是,這種強悍的改革心理,也同時存在著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缺憾。他們毫不猶豫以先入為主的中原模式及隨西潮逐流的觀念尺度,貿然套上日據時代的臺灣美術。沒有充分注意臺灣美術的草根性,並包容之,而只是高唱中國與東方的大調。[1]

林惺嶽所直接引出的是一個「改革派」的背景,對於「現代化」改革路徑對於臺灣既有文化的衝擊效應做出整理,其中外省藝術家以外來者(中原正統)的文化身分,又再挾帶著外來文化(西方主義)對於本地文化採取全方面的革新,在毫無基礎的失根狀態下,又是企圖牢抓著所謂以大中國主義的繩索,臺灣過往的文化演進與內涵是遭到完全忽視的。

  自林惺嶽的此段節錄中,可見其強烈批判著臺灣美術發展的諸多問題,並且觀察到後續接連引起的不良徵候,起因於臺灣近代接受到多方文化雜揉的角力下,在臺灣主體的游移,以及族群認知的差異下,林惺嶽思辨著臺灣美術主體從想像到實踐的路徑,激勵了臺灣美術主體的崛起意志。林惺嶽豐富且精闢的評論內容,與日後所建立的史觀架構,無論在當時是作為美術現象分析,亦或者是現在作為文史檔案的回顧,林惺嶽皆是激發了臺灣美術界內部的討論與再突進。

 

觀察

  縱覽以林惺嶽的評論筆尖為起手以後,再聚焦回到此次展覽的內容討論;雖然此次國美館內的展覽作品,大多是延續著高美館的展出內容,關於林惺嶽的個人生平依然以文字輸出的方式,詳細介紹藝術家的生平年表和重要事紀,再配合諸位國內重要的策展人與文學家的引言,是一個典型的展示策略。不過再就作品展陳的形式而言,雖同樣以系列來分類作品,以此區分出各個展區,如《鏡花水月》、《水落石出》、《萬馬奔騰》、《鬼斧神工》等篇章,再經由展示空間與動線的重新置換下,林惺嶽的作品與空間之間的互動,似乎又重新得到了一種的詮釋,觀者隨著動線逐一藉由不同系列作品的更迭,引領觀者在臺灣的山間溪境跳躍著。

  林惺嶽作品不分系列,一貫保持著高度飽和的亞熱帶風格,畫面結構穩定且扎實,平衡著如同史詩等級的尺幅,卻是能平衡局部聚焦的視覺效果,巧妙地以大見小的維度建立出個人的視覺語彙,作品的能量自平面逐漸蔓延至場域之中;且這些超大尺幅的作品都是近三年間所完成,考驗著藝術家克服對於自身的病痛與體力,而那些畫面則是追隨著多年來觀察自然後的心像捉影,因此其作品內容並無那些著名的觀光景點與百嶽奇景,而是直接擷取這片島嶼土地上特有的溪流、植栽、動物、山景等的元素,再複合著氣候與生態的種種,反覆的組織與再現,林惺嶽僅是藉著不同母題的切入節點,以此輾轉出不同的創作視角分享給觀者。

  從林惺嶽近三年來所做的大型創作中,能夠顯現出極具生命力與創作力的爆發,不但在本具有系統性的視覺語彙再持續深耕,細細地闡述著自身對於土地的觀察,細細探究出臺灣土地上的容貌,這或許就是作品尺幅雖大,但依然有著極高的精準度。

 

評析

  全景式的多重連屏,作品尺幅雖大,但不會造成觀者的視覺壓力,而得以恣意漫遊在作品篇幅之中,林惺嶽熟練地吐納著臺灣土地中特有的能量與特色,重新置換了空間與觀者間的連結性,作品直接成為觀者進入作品的管道,觀者與畫作之間懸殊比例的差異,如同臺灣山林懷抱著臺灣社會的感念;得以反觀,林惺嶽經過相干美術「現代化」的書寫論爭之後,林惺嶽重新坐落回臺灣本土的美術座標之上,作品中有著所謂「現實的」、「寫實的」繪畫風格,認真地回應這塊土地對於自身細膩的情感;因此,林惺嶽多重的身分,無論站在藝術創作的角度,或者是閱讀其史觀論述的論點,都能將他歸納入臺灣美術文化紀實的一部分。

  林惺嶽超脫以往對於社會批判、現象分析、制度抗衡等的意念複寫,輾轉交織出光影投射的孱弱與孤寂,其作品內的自然風景蓄意除去人為因素與人,回到臺灣土地上的本質討論,客觀地排除族群、社會與文化等的諸種後天差異,因而才能在「去異化」的過程之下,使林惺嶽的作品淬鍊成為一種純粹的自然。正反辯證著自然與人文的相對關係下,最後發現僅以依存的是人文與土地的連結性:然而,林惺嶽所形塑出的本土情懷,並非1970年代初期臺灣鄉土運動中的美術形式那般,限於視覺符號表層上的呼應,流於某種淺薄的情懷認知;反之,林惺嶽則是藉以片狀的帶面尺幅,切實地回應著臺灣山林、動植物生態的根性與其生命力揮灑之所在,實實在在傳遞著於純粹美學以外的直觀。

 

[1] 林惺嶽,《臺灣美術風雲四十年》(臺北: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,1987),頁1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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